第214章 舅舅的消息

舅舅的信是十月底到的。

重庆的雾已经散了，秋天的阳光薄薄的，落在院子里的歪脖子树上，叶片边缘开始泛黄。

邮差从山脚爬上来，满头的汗，把一叠信塞进门口那只钉在墙上的铁信箱里，转身就走了，连吆喝都没有。

春兰从院子里经过，顺手翻了翻，看到最底下那个牛皮纸信封时，动作慢了下来。信封上贴着港英邮票，邮戳盖了三层，叠在一起，已经看不清日期了。但上面的字她一瞥就认出来，笔迹不算工整，笔画有些发抖，像握笔的人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字写稳，但每一个字都还保持着旧时的轮廓。

她激动地拿着信走进屋，放在桌上：“小姐，舅老爷的信。”

沈荷从摇篮边站起来，擦了擦手，拿起信封，拆开。信纸很薄，叠了三折，展开的时候折痕已经深到快要裂开了。

纸上的字写着——“小荷，我想回上海看看。腿脚不便，但还能走。明远。”两行字，没有再多了。字比以前更抖了，有些笔画飘得不像他的风格，但“明远”两个字还是稳稳地收住了。

沈荷把信看了两遍。他一个人在香港住了这些年，身边有没有人照顾。他没有写，她也不想多想，因为多想也没用。

“舅舅要回来了。”她把信折好，锁进铁盒里，铁盒里已经放满了，边角微微鼓起，合上时按了一下才压平。

赵正正在里间收拾行李。月底动身回上海，他那件旧大衣挂在了椅背上，正往皮箱里叠几件换洗的衣裳。他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我去码头接他。”

沈荷把铁盒放回皮箱底层：“我也去。”

赵正没有说“你带着孩子不方便”，只是看了她一眼：“码头上风大，给孩子多裹一层。”

沈荷点了点头。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打着旋儿飘到窗台上。她伸手拈起来，放在手心看了看，又放了回去。舅舅要回来了，等了他很多年，等到仗打完，等到重庆的雾散尽，等到他终于说“想回来看看”。

几年不见，舅舅老了，腿脚不便了。但还能走。能走就好。能走，就能回来。沈荷把窗台上那片梧桐叶拢到掌心，又松开，让它落进风里。叶子顺着风飘过院墙，飘下石阶，飘进山城层层叠叠的巷弄里。她转身回了里屋，把那件将要带去码头的大衣从箱底取了出来，挂在门后。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今晚先让孩子睡好，让春兰多备一双鞋，让舅舅回来的路，少走几步弯路。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

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刚亮。北站的钟楼还是那座钟楼，玻璃换过了，钟面上的裂痕不见了，指针走着，指着六点十七分。

沈荷抱着孩子下了车，孩子裹在厚厚的棉襁褓里，只露出一双眼睛，左右张望着，不知道在看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在看。

春兰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铁盒和几件换洗衣裳。赵正走在最后，大衣搭在肩上，右手空着，左手拎着另一只皮箱。

赵正说：“先去码头，舅舅的船下午到。”

沈荷点了点头。他们在车站外叫了两辆黄包车，春兰坐一辆，沈荷抱着孩子和赵正坐一辆。车子在南市大街的青石板路上跑着，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

街边的店铺开了不少，有的换了招牌，有的还是老样子，门口坐着晒太阳的老人，眼神很静，像是已经看过太多，什么都不稀奇了。布庄在街角拐弯处，门板锁着，招牌还在，字迹褪了色，金漆剥落了大半。车轮从门口碾过去，没有停。沈荷抱着孩子，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又收回来。

十六铺码头上的人比北站多。有扛着大包小包下船的，有举着牌子接人的，有蹲在台阶上抽烟的。江面上的船比战前少了一些，货船居多，客船偶尔来一艘。

汽笛声从远处传来，拖得很长，在江面上回荡着，像在喊谁的名字。沈荷站在栈桥尽头，把孩子换到另一只胳膊上，风从江面吹过来，她把襁褓往上拉了拉，遮住孩子的半张脸。孩子没醒，手还攥着襁褓的边缘，攥得很紧。

船靠岸了。跳板架起来，旅客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沈荷看到舅舅的身影出现在船舷边，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袍，外面罩着黑色马甲，手里拄着一根乌木手杖。头发全白了，比在天津时更白了，白得像落了满头的雪。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先把手杖放稳了才迈脚，落步的时候脚在地面上停了一下，像在确认路是结实的，然后才把重心移过去。台阶旁边有船员想扶他一把，他摆了摆手，自己走完了最后两级。

赵正走过来，接过舅舅手里的皮箱。皮箱很轻，轻得不像装了什么，赵正没有多问，把箱子提到身侧。周明远拄着手杖，跟在沈荷旁边，步子不快不慢，像在走一条走过很多遍的路。他看了看两边的江面，又看了看远处的外滩轮廓，没有说话。

走了一段，他才开口：“上海还是那个样子。”

沈荷说：“是。”

“小荷，你娘走的时候，你才五岁。”

他的声音很低，隔着风声有些发闷，“现在你自己的孩子都出生了。”

沈荷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小人儿，他醒了，眼睛半睁着，像在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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