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虞记改制为股份制公司
五月初，虞记后院的槐花开满了枝头。
我把改制大会定在月初第一个休息日。头一天夜里去账房整理最后一版方案的时候，春兰还在灯下核对股份分配表。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画了张饼图——虞记现有总股数分成了若干份，标注着每份对应的比例和认购价。
“师父，”春兰抬头看我，笔尖还搁在纸面上，“按照您定的方案，您个人持股降到了四成。剩下的六成里，骨干女工和技术人员占四成，普通职工占一成半，还有半成留作未来的新人激励池。”
“数字对了吗？”
“对了两遍。阿桃算了一遍，我算了一遍，两个数字合上了。”
“那就行了。明早九点后院开会，你把这张饼图贴到墙上。”
春兰点头。她把饼图卷起来收进纸筒里，起身去关窗。夜风从窗缝里灌进来，桌面上那摞方案书的页角掀了掀，她伸手按住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后院已经坐满了人。
韩婶搬了条长凳坐在最前面，手里攥着一把瓜子没嗑，攥了一手的油。哑姐挨着韩婶坐，手里没拿针线，空空地搭在膝盖上。她坐得很直。
阿桃站在廊下，怀里抱着一摞新的股份认购章程。春兰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那卷饼图。
小赵坐在中间靠左的位置，旁边是那天在码头上喊得最响的刘姐。再往后坐满了人，长凳不够坐的，有人蹲在花坛边上，有人靠在老槐树干上。后院的角角落落都站满了，连廊下的台阶上都坐着人。
我站在院心的青石板地面上。就是收徒那天，阿桃和春兰跪着敬茶的地方。
面前站着的这些人，有的从虞记绸缎庄时期就跟了我，有的在纺纱厂被炸之后来帮忙重建，有的从北平沦陷时期就蹲在防空洞里跟我们一起缝棉衣。她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捏着虞记的一根线。
“今天开会，说一件事。”
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后院安静下来了。瓜子壳落地的声音都停了。
“虞记从今天起改制。改成股份制。在座的人都可以认购股份，成为虞记的股东。”
安静。
那种集体性的、空气被抽了一拍的静。
韩婶手里的瓜子从指缝间漏出去几颗，啪嗒啪嗒掉在青石地上。她没去捡，抬头看我。
“沈老板——”她的声音比平时低，“股份是啥？”
我朝韩婶走过去。穿过人群让出来的一条窄路，我走到她面前。韩婶坐在长凳上仰头看着我，眼角堆着细密的褶子。两只手还保持着攥瓜子的姿势，手指间夹着几颗没掉完的。
我在她面前蹲了下来。
“韩婶，你听我说。”
我蹲在长凳前面，仰头看着她。这个姿势让我想起傅沉渊那天在账房里蹲下来看我的样子。把自己放低，让对面的人不用仰头看我。
“股份呢，就是你出一点钱，买虞记的一小部分。买完之后你就是虞记的老板了。不是给我打工——是你自己也是老板。虞记赚钱了，你分一份。虞记做大了，你手里的股份值更多的钱。”
韩婶没动。她的嘴微微张着，眼睛在我脸上来回巡了一圈。
“那……我当了老板，还做绣活不？”
“做。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坐着管别人做。当老板的意思是，你可以选。”
“那我买不起咋办？”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那张纸上印着改制方案的摘要，其中一栏写着“老员工配股”——虞记工龄三年以上的女工，每人赠予基础股份五十股。这件事在方案里写得很小，但春兰加了粗。
我把那行字指给韩婶看。
“这五十股，是白给的。虞记谢谢你跟了我五年。五十股不算多，但年年分红，年年涨。”
韩婶低头看那张纸。她不识字，但她认得“五十”那个数字。她盯着那个“五十”看了好久，然后把那几颗瓜子搁在旁边的长凳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伸过来接住了那张纸。
“那我现在——”她的声音有点发抖，“就是老板了？”
“是。虞记的股东之一。跟阿桃春兰一样，跟我一样。”
旁边坐着的刘姐探过头来：“沈老板，那我呢？我干了三年零两个月，差两个月算不算三年？”
“算。工龄按整年算，超过三年整的都算。你干了三年零两个月，算满三年。白给五十股。”
刘姐张了张嘴，转头看她旁边的绣娘。两个人对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
那笑声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波纹一圈一圈地荡开去。先是坐在前排的几个人笑了，然后中间那排的也笑了，最后靠在老槐树干上的、蹲在花坛边上的、站在廊下的——整个院子忽然被笑声填满了。
有人从后面挤过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币。
“沈老板，我想自己买点股份。我家存了这点钱，本来留着给儿子娶媳妇的，但我寻思——把钱放虞记比放床底下踏实。”
她递过来的是一张十元的法币。折了两折，边角磨损了，但被她捋得很平。我接过来的时候，纸币还是温的，带着她掌心的温度。
我转手递给春兰。
春兰接过那张十元法币的时候，顿了一下。不是因为这张钱小——是因为这张钱从一个绣娘的手里递过来，浸着五年的温度，叠得整整齐齐，像是攒了很久才舍得拿出来。
春兰把纸币夹进登记簿里，钢笔落下去，写了一个名字，又写了一串数字。她的笔尖在纸面上走得很快，但每一笔都清楚。
紧接着，第二张纸币递过来了。第三张。第四张。
有人从怀里摸出一只旧手帕包着的存折。有人当场数了铜板。有人自己认不全钱数，让别人帮忙数。院子里像过年赶集一样热闹，但那种热闹是安静的、认真的。每一个人递钱的时候都在笑，那种笑跟别的不一样——是“我把存的钱给了一处我信得过的地方”的笑。
阿桃蹲在春兰旁边帮忙数钱。她数得快，每数完一摞就抬头对那个人说一句：“您放心，虞记的账本上有您的名字了。”
她喊“您”的时候，嗓子有点哑。
哑姐站在廊下没动。她看着院子里那一张张递钱的手，没说话。但她把那面还没来得及挂出去的红旗从怀里掏出来，对着院子里的人群展开了一下，又叠回去。那个动作的意思是——挂着它的时候，这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家。
我站起来。
韩婶还坐在长凳上，手里攥着那张写着“五十股”的纸，翻过来倒过去看。她把纸举起来凑近眼前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来搁在膝盖上，用手掌压平。
“沈老板。”她没抬头，声音对着那张纸，“我这辈子没当过老板。从前在家听爹的，嫁了人听男人的，到了虞记听您的。今天您跟我说我是老板了——”
她停了一下，手掌压在纸面上来回抚了两次。
“我得回去跟我男人说一声，让他以后别喊我‘家里的’了。”
我站在她面前，低头看着韩婶。她坐在长凳上，一只手压着那张纸，另一只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像是要把手上那层“绣娘”的油洗掉，换成“老板”的劲儿。
“韩婶，你回去告诉你男人——虞记的股东韩秀兰女士，明天开始涨两成工钱。”
韩婶抬头看我。她嘴角忽然咧得很开，笑出了声。那声笑从她的胸腔里冲出来，在后院里撞了一圈。
然后整个院子里的人都跟着笑了。笑声从槐树底下升上去，穿过满树的白花，散进五月的蓝天里。
我转身往回走。经过哑姐身边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红旗递过来。我接过展开看了一眼——她最近又在旗边多绣了一行小字。细细的白线绣着“虞记大家”，四个字挤在旗面底部的边角上。针脚比别处密，像是她反复过了好几遍才落针。
我握着那面旗站在院心。春兰把登记完的认购簿抱过来给我看了一眼，册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韩秀兰。刘月娥。赵小曼。
哑姐签了一个“沈”字——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阿桃替她写了一笔，她自己在旁边按了一个红指印。
名字后面的数字有高有低，有些买了四五十股，有些买了三五股。铜板、法币、纸钞混在一起，全被春兰仔细地收进了信封里。
阿桃蹲在地上把最后几个铜板数完，抬头朝我喊了一声：“师父！虞记现在有多少人入股了？”
我看了看那份认购簿。上面的名字排了四页，每一页都有七八个人。加起来大概三十多个，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张今天早上坐在这个院子里的脸。
“四十多个股东。”我说，“以后每年多一批。”
阿桃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她站到青石板旁边，仰头看了一眼老槐树顶上的花。五月的阳光从花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她的头发上落了一小片碎光。她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院子里那些正低头数钱、把认购凭证叠好塞进怀里的面孔。
“师父，”阿桃的声音很小，只让我一个人听见了，“我从今天起也是老板了？”
“是。”
“那——”她搓了搓手，那双手上还有两个炭笔磨出来的茧，“那我的图纸要是画砸了——”
“股东画砸了图纸，一样重画。”
阿桃笑了。她转身走回廊下继续帮她春兰姐数钱，嘴里哼着不知道什么调子。
我把哑姐绣的那面旗重新折好放回怀里，抬头看了看虞记后院的房檐。黑瓦，白墙，廊下挂着春兰亲手写的“虞记洋装”木匾。
昨晚上我揣着改制方案走进账房的时候，觉得这件事好大，大到怕拿不住。今天早上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递钱的手和签名字的笔尖，才明白这件事其实不大——就是把我一个人的虞记，变成了一院子人的虞记。就是给每一个坐在长凳上仰头问我“股份是啥”的绣娘，一个能回家说“我是老板”的身份。
韩婶收工的时候，把那颗没磕的瓜子揣兜里带走了。她走过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槐花，说了一句：“明儿来上工，我也是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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