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4章 俾斯麦的早餐
八月的莱比锡，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弗里德里希·尼采坐在伊丽莎大街7号的书房里，面前摊著《鼠疫》的法文原版和他翻译好的德文稿。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可以看到他的脸色比几周前好了不少，虽然依旧苍白，但颧骨上有了红色。
翻译进度比预想的快。自从《两世界评论》那期杂志出版以后，他的偏头痛奇迹般地缓解了。他现在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间只休息两次，每次半小时，吃点东西就继续干。保罗·兰茨基劝他慢一点，但他不听。
门铃响了，保罗·兰茨基去开门，门外站著的是康斯坦丁·瑙曼，这已经是他本周第三次来访了。瑙曼进了书房，用眼睛量了量桌上稿纸的厚度，脸上立刻堆起笑容：「尼采先生，进度看来不错？」「第二十节翻完了。」尼采头也没抬。
「太好了！」瑙曼搓了搓手，「我能不能先看看？」
尼采把那摞稿纸推过去。瑙曼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一边翻一边点头。
他其实不太懂法文，也不怎么懂德文翻译的好坏，但他懂一件事一一现在全德国都在等这本书。他已经向各地的书店保证，自己的版本将由索雷尔盛赞过的「德国新哲学脑袋」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译，任何其他译本都比不上。
「很好，很好。」瑙曼把稿纸放回桌上，「尼采先生，我有个想法。您能不能在译稿前面加一个译者序？说说您对这本书的理解。
您在法国的《两世界评论》上那篇文章，写得真是太好了。德国读者也想看，不过最好能有些新东西，和法国的不一样。」
尼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考虑一下。」
「别考虑了，写吧。」瑙曼的语气像是在求他，「您的名字现在就是招牌。只要有您的名字在封面上，书能多卖上几倍。」
尼采虽然不喜欢被人当作招牌，但他也知道瑙曼说的是事实。最终他还是点了点头。
如果没有索雷尔的那句「德国又长出了一颗伟大的哲学脑袋」，他的名字现在还躺在施迈茨纳出版社的仓库里，和那些积灰的书一起发霉。
「还有一件事。」瑙曼又说，「莱比锡大学想请您去做个报告。主题是「当代法国文学与德国思想』。您愿意吗？」
尼采抬起头，看了瑙曼一眼。
莱比锡大学……他在这所大学读过书，也教过书，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辞了职。那时候他的课只有几个学生来听，系里的教授们也没拿他当回事。现在他们想请他回去做报告。
「不去。」尼采摇了摇头。
瑙曼愣了一下：「为什么？这是个好机会。您可以在大学里重新一」
「我说了不去。」
瑙曼不敢再劝，只好点点头：「那我回绝他们。不过您要是改变主意了，随时跟我说。」
尼采没说话，低头继续翻面前的《鼠疫》。瑙曼站了一会儿，觉得无趣，便告辞离开了。
书房里又安静下来。保罗·兰茨基端著一杯茶走进来，放在桌上：「教授，您真的不去？」「不去。」
「为什么？这是个好机会。」
尼采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灰色的天空，沉默了很久才说：「他们不是因为读了我的哲学才请我的。他们是因为读了索雷尔的推荐词才请我的。
我去做什么？站在那里让人看？让人说「这就是那个被法国人夸了一通的德国人』？」
保罗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继续劝他。
尼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的书他们还没有真正读过。等他们真读了我的书，还想请我去做报告，那时候我会去的。」
他说完这句话，又拿起笔，继续翻译面前的稿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秋天的落叶。
八月中旬，柏林的普鲁士内政部出版物监控处收到了一份来自法兰克福海关的报告。
报告不长，只有两页，但内容让值班的文官坐不住了。
法兰克福海关在例行检查从法国入境的货物时，发现过去两周内，从巴黎寄往德国各地的《鼠疫》数量激增，不下几百本。
收件地址遍布全德，从汉堡到慕尼黑，从科隆到柯尼斯堡……大部分收件人是教授、书店、图书馆，还有一些是私人地址。
这还只是抽查的结果，具体的数量难以统计。
监控处的高级文官恩斯特·冯·普特卡默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正在喝早咖啡，刚读完第一段，他就把杯子放下了。
普特卡默在这个部门干了十五年，见过各种违禁出版物一一社会主义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传单、反普鲁士的讽刺漫画……
但一本法国如此汹涌地从巴黎涌入德国的情形，他还真没见过几次。
普特卡默读完后，按铃叫来了秘书埃里希·贝克尔询问：「关于法国《鼠疫》，巴伐利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贝克尔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有的。巴伐利亚警察总局昨天也发来了一份通报。慕尼黑的审查官发现，过去两周，当地有几个地下读书会在组织《鼠疫》的朗诵活动。」
「地下读书会？」普特卡默皱了皱眉，「什么人组织的？」
「社会民主党的同情者，还有慕尼黑的波西米亚圈子。」贝克尔看了一眼手里的纸，「审查官说，这些读书会本来不在他们的重点监控名单上，因为人数不多，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但现在他们把《鼠疫》当作主要读物，每星期聚会一次，轮流朗诵书中的段落。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普特卡默沉默了一会儿。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他不意外，那些人本来就喜欢法国的东西。
但慕尼黑的波西米亚圈子？那是一群艺术家、作家、诗人，穿奇装异服，留长头发，在咖啡馆里争论到天亮。
他们以前读的是海涅、歌德、拜伦……现在开始读法国了？
「还有别的吗？」普特卡默问。
贝克尔又翻出一张纸：「耶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给同事的信里提到，《鼠疫》是他过去十年读过的最重要的。
由于他在监视名单上，所以这封信被当地的警察局截获了，抄写件转到了我们这里。」
「哪位教授？」
「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尔，是个生物学家。」
普特卡默听说过这个名字。海克尔是耶拿大学的教授，达尔文主义在德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他虽然明面上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个反教权、反军国主义、反世袭特权、支持左派的自由主义分子，学生们很喜欢他。
如果海克尔在公开场合称赞《鼠疫》，那这本书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速度会更快。
普特卡默把几份报告摊在桌上，对贝克尔说：「把《鼠疫》的内容摘要编进下一期的《有害出版物观察月报》。」
贝克尔愣了一下：「先生，这本书没有违反《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没有任何叛国的内容。它只是一本，写的还是法国的事。编进月报会不会」
「我知道。」普特卡默打断了他，「所以不归入现有的类别。新设一个类别。」
「什么类别？」
普特卡默想了想：「「借虚构叙事攻击国家行政效能与宗教秩序』。」
贝克尔拿起笔，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他不太确定这个类别是否成立，但他知道普特卡默不是那种随便做决定的人。
这位高级文官在出版物监控领域干了十五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
「还有一件事。」普特卡默说，「通知各邦海关，从法国入境的书籍邮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记一下，但不要没收。
谁寄来的，寄给谁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记下来。每两周汇总一次报给我。」
贝克尔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著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麦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他刚从基层调来柏林。
那时候的监控工作很简单一抓到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就禁，抓到宣传册就没收，抓到集会就驱散。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切都可以用「维护国家安全」来解释。
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一社会主义者学会了躲藏，他们的报纸从德国境内搬到了境外，他们的宣传册用上了各种花哨的伪装。
而《鼠疫》这种书，虽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宣传，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传单，但却比那些传单更让普特卡默不安。
传单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反抗，但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灾难来了，我们的政府会做得更好吗？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卡尔·冯·德·海德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著一份刚刚写完的报告。
他拿起羽毛笔，在最后一段又加了几句话，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报告塞进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古典学教授，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在法德两种文化里长大，法语和德语一样流利。
三十五岁那年他进入外交界，很快就调到巴黎。这个位置很适合他一一他懂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知道怎么描述给柏林听。
这份报告是例行的文化观察，每两个月提交一次。海德在报告里梳理了法国文坛最近的变化：雨果去世后的权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新书的反响，以及过去一个月真正震动巴黎的大事一一莱昂纳尔的《鼠疫》出版了！
海德写得很客观，没有加太多个人判断。他写道，《鼠疫》在法国首日售出八万册，远超左拉《娜娜》五年前的纪录；
评论界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自然主义的顶峰，另一派认为这是对共和国世俗信仰的动摇；教会也介入了争论，吉博大主教的态度暧昧，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赞扬……
海德在报告末尾加的那段话是：
【该书作者莱昂纳尔·索雷尔此前多部作品在德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基础，但那些大部分不涉及德国政治，只能算是娱乐性读物。
《鼠疫》不同，它的内容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与《1984》类似。鉴于索雷尔煽动民意的能力，请务必慎重对待。】
海德把报告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么，然后封好信封，在上面写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号，首相办公厅。
他没有把报告直接寄给外交部，而是寄给了首相办公厅。这是他的习惯一一重要的文化观察报告，直接送给俾斯麦的办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这些，他们只关心关税、条约和军备。但俾斯麦懂！这位首相虽然从不公开谈论文学，但他知道文学能做什么。
海德把信交给门外的信使，然后回到办公桌前，点了一根烟。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亲眼看著儒勒·费里推行教育改革，看著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议会里打得不可开交，看著雨果的葬礼变成一场政治角力……
还有，看著莱昂纳尔·索雷尔一路崛起，一次次卷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斗争当中。
他越来越觉得法国人有种德国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一一他们能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文化问题，又把一切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本，写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国人读到的却是共和国、教会、科学和道德的边界。
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号，上午十一点，奥托·冯·俾斯麦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饭他面前摆著的东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两个鸡蛋、一块涂了薄黄油的黑麦面包，还有几片熏鲑鱼。
这是他1880年中风以后，医生恩斯特·施韦林格给他制定的食谱，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而在这之前，他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12个鸡蛋、整整一篮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一整条鳟鱼、几块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普鲁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阅日。他的秘书库尔特·冯·施莱尼茨把一周积攒的重要文件分门别类，摆在他右手边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电报，中间是农业报告，最下面是内政部的各种通报。
施莱尼茨知道俾斯麦的习惯一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听取报告，好及时地做出决策。
等俾斯麦吃完第一个鸡蛋，他才开口：「最近法国有本新出版的，叫《鼠疫》，驻巴黎使馆和内政部都认为有观察价值。」
俾斯麦接过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报告，后面附了几份内政部的通报。
读到那句「该书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时，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往下读。接著是《鼠疫》的简介、法兰克福海关的数据、巴伐利亚警察总局的报告、耶拿大学海克尔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像在审阅一份军事情报。等他读完最后一页，盘子里熏鲑鱼也只剩下一小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法国人终于写出一本诚实的书，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敢承认。」施莱尼茨没接话。他知道俾斯麦不是在跟他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俾斯麦把报告又翻了一遍，敏锐地抓住了报告中体现的《鼠疫》这部在煽动「无政府主义」和「反对领袖」方面的「潜力」。
他想起在1878年推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做的那些准备。
他知道他们的组织结构，知道他们的报纸在哪里印刷，知道他们的集会地点在哪个街区。
打击一个看得见、摸得著的敌人，这很容易。
但如果敌人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报纸，只是一群普通人自发地走到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散开呢？
《鼠疫》里的志愿队没有工会背景，没有阶级口号，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运尸体，后天去记录死者。
没有人给他们下命令，没有人给他们发钱，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比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册更让俾斯麦不安，因为它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监控框架。你没办法通过渗透来瓦解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
你没办法通过逮捕头目来瘫痪它，因为它根本没有头目；
你没办法通过查封印刷厂来阻止它，因为它不印刷任何东西。
它只用气味和脚步声，就提醒每一个人，它就在你的身边。
俾斯麦把报告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文件。这份是农业报告，讲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几行，又放下了。
「施莱尼茨。」
「在，阁下。」
「告诉内政部，《鼠疫》这本书不必列入禁书目录。」
施莱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为俾斯麦会下令禁止这本书入境。
俾斯麦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书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亚圈子正愁找不到东西可以标榜自己。
禁了《鼠疫》，他们反而会人手一本，拿来当反对帝国的旗帜。我们不可能检查每一个包裹、每一件行李。」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放行，但登记。」俾斯麦叉起最后那块熏鲑鱼，塞进嘴里，「各邦的海关开始抽查从法国入境的书籍，有《鼠疫》的就登记，
让内政部注意收到书的人是否与国内的工人协会或文学社团有联系。书店也可以卖它，但进货清单要抄送给当地警察分局。」
施莱尼茨拿出本子，把俾斯麦的话记了下来。
俾斯麦又看了一眼那份报告，把杯子里剩下的咖啡喝完，不由得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一一儒勒·费里，两任法国内阁总理。
那位法国前总理是他过去几年最可靠的对话者。费里虽然是个共和派，但他务实，没被复仇主义冲昏头，愿意和德国做交易。
俾斯麦原本计划通过费里拉拢法国，在殖民地的争夺上联合对抗英国。
但费里在今年三月倒台了，导火索是在越南的失败，但深层原因是法国人受够了殖民战争的消耗，受够了政府的无能。
费里的倒台意味著俾斯麦的法德缓和战略失去了支点，也意味著法国又要回到那种每隔几个月换一届内阁的内耗状态。
现在，一本法国跳出来，把法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无能写了个透一一而这部的作者，至少导致了两届法国内阁下台。
「法国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俾斯麦语气里带著嘲讽，也带著一丝庆幸。「我们不用动手，他们自己的作家就把自己搞垮了。」
施莱尼茨站在旁边，没敢接话。
「还有一件事。」俾斯麦继续交代，「告诉外交部，以后凡是和这本书的作者有关的动向，不管是大是小，都要报到我这里来。」
施莱尼茨在本子上又记了一笔。
俾斯麦不担心《鼠疫》在德国的传播。德国人读法国不是一两天了，从伏尔泰到雨果，从乔治·桑到左拉…
每一代法国一流作家都在德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俾斯麦自己年轻时也读过不少法国，虽然他现在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
但他担心的是那本书里描写的「无组织的组织」一一法国人喜欢在咖啡馆里争论，争论完了就散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德国人不一样，德国人喜欢组织，喜欢登记，喜欢章程，喜欢一切有秩序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德国人从法国人那里学会了「无组织的组织」呢？
俾斯麦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快十二点了。下午还有两个会，一个是和陆军部的，一个是和财政部的。他把最后一块面包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面包屑，对施莱尼茨说：「把文件收起来吧。下午再接著看。」
施莱尼茨把文件整理好，放进文件包里，然后离开了餐厅。
九月中旬，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尼采翻译的《鼠疫》德文版正式出版了。
书的封面是灰绿色，和法文原版一样，一座城市的剪影，角落里一只仰头的老鼠。
莱比锡最大的书店「莱曼书店」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摆了一摞《鼠疫》，旁边贴了一张海报：【弗里德里希·尼采教授翻译，莱昂纳尔·索雷尔著，今夏法国最轰动的长篇。】
书店的老板卡尔·莱曼站在门口，看著街上的行人，产生了一种直觉《鼠疫》会卖得很好。莱昂纳尔·索雷尔在德国本来就有读者，《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卖了几万册，是个金字招牌。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还加上了尼采。尼采这个名字在几周前还没人知道，但现在不一样了。自从《两世界评论》那期杂志出版以后，全德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问「尼采是谁」。
书店里积压了好几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突然被抢购一空，施迈茨纳出版社正在加班加点地加印卡尔·莱曼不知道尼采的哲学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一这个名字现在能卖书。
上午九点，书店准时开门。第一批顾客涌进来，大部分人直奔柜台，问的都是同一句话：「《鼠疫》到了吗？」
卡尔·莱曼站在柜台后面，亲眼看著一本又一本的《鼠疫》被递出去，一张又一张的马克被收进来。买书的有大学生，有教授，有穿制服的高级文官，有戴帽子的太太，还有几个一看就是工人打扮的年轻人。
他们买了书以后，有的站在路边就开始翻，有的夹在腋下匆匆离开，有的走到书店角落的区坐下来，一页一页地读。
同一天，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全德国每一个有书店的城市，都在上演同样的场景。
而同一时间，在巴黎，另一场由莱昂纳尔开启的盛会，也缓缓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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