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一瓮银子两世人

人说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可偏有人不认这个理。
吕大郎今年四十有三，在苏州闾门外开着一间小布庄。铺面不大，三尺宽的柜台，后面堆着十几匹松江棉布，就是他全部的家当。街坊邻居都叫他“吕老实”，这外号不是白叫的——他卖布从不短寸，找银子从不缺角，连隔壁卖豆腐的王婆都说：“吕大郎这人呐，老实得让人心疼。”
这话里头有缘故。吕大郎本是徽州歙县人，十五年前，他三岁的小儿子喜儿在家门口玩耍，一转眼的工夫就不见了。他妻子陈氏哭得死去活来，吕大郎自己也差点疯了。夫妻俩寻了三年，盘缠花光，家当卖尽，最后流落到苏州，靠着给人帮工攒下几个本钱，才开了这间小布庄。陈氏因为儿子丢了，落下个心口疼的毛病，常年吃药。吕大郎从不在人前提这事，只是每年腊月三十晚上，他都会在门口多摆一副碗筷。王婆看见过一回，问他这是给谁摆的，吕大郎笑了笑，没说话。
这天清早，吕大郎去城外收账。他天没亮就出了门，走到半路，肚子咕咕叫，便在路边的茅厕里解了个手。刚蹲下，脚边踢到个东西，低头一看，是一个青布包袱，鼓鼓囊囊的。吕大郎打开包袱，里头包着个木匣子，再打开匣子，白花花的一排银锭，足有二十两，底下还压着几吊铜钱和一封书信。
好家伙！二十两银子是什么数？他吕大郎的布庄，一年忙到头，也就赚个十来两。他蹲在茅厕里，手里捧着那包袱，心里头突突直跳。
他把包袱系好，走出茅厕，往四下里看了看。天还没亮透，路上一个行人也无。他要是揣进怀里就走，神不知鬼不觉。
吕大郎站在路边，想了片刻，把包袱往怀里一揣——没走，而是找了棵大树底下，盘腿坐了下来。
这一坐，就是两个时辰。
太阳升高了，路上渐渐有了行人。有个挑着菜担的农夫经过，看见吕大郎坐在树底下，问他等什么。吕大郎说：“等人。”农夫又问等什么人，吕大郎摆摆手，不肯多说。农夫嘀嘀咕咕走了，回头还看了他两眼，大约觉着这人脑子不太灵光。
又过了一阵，远远地跑来一个人。那人穿着件灰布长衫，跑得满头是汗，一路跑一路往地上瞅，嘴里还念念有词。跑到茅厕跟前，一头扎进去，转眼又跑出来，脸色白得像张纸，一屁股坐在路边，双手抱着头。
吕大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上前去，问道：“这位大哥，可是丢了东西？”
那人抬起头来，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皮白净，像是个做买卖的。他上下打量了吕大郎一眼，嘴唇哆嗦着说：“实不相瞒，我丢了一个青布包袱，里头有二十两银子，是做生意的本钱。您看见了？”
吕大郎问：“包袱里头还有什么？”
那人愣了愣，说：“还有几吊铜钱，一封书信。”
“信上写的什么？”
“是我写给妻弟的，托他在松江帮忙置办一批棉纱。信末还有几句家常，说我家中小儿近日发了疹子，已见好转，让家里不必挂念。”
吕大郎一听，从怀里掏出那个包袱，递了过去。那人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银子书信一样不少。他呆住了，抬起头来看着吕大郎，半天说不出话。
这人姓陈，单名一个“顺”字，在南通州做布匹生意。这一回是去松江进货，路过此地。他拉着吕大郎的手，说什么也要分一半银子给他。吕大郎推了两回，推不掉，便说：“这样吧，我也不要你的银子。你既是做布匹生意的，日后有机会，咱们做趟买卖。”
陈顺听了这话，越发敬重他，当即问了吕大郎的姓名住址，又硬拉着他去路边的酒肆里吃了顿饭。两人喝了几杯酒，越聊越投机，陈顺便问起他家中情况。吕大郎喝了酒，话也多了些，便说起自己当年丢了儿子的事。
陈顺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问他：“那孩子身上可有什么记号？”
吕大郎说：“左脚底板有颗黑痣，黄豆大小。那年给他做周岁，他娘抱着他洗脚，我亲眼看见的。”
陈顺放下酒杯，又问了一句：“丢的时候，几岁？”
“三岁。”
陈顺没再问了，只是给吕大郎斟了杯酒，说：“吕大哥，您这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的。”
两人吃完饭，各自散了。吕大郎回到家里，把这事跟妻子陈氏说了。陈氏听完，叹了口气：“你呀，二十两银子，够咱们吃两年的药了。”
吕大郎憨憨一笑，说：“不是咱的东西，拿着心里不踏实。”
过了三个月，吕大郎正在铺子里理布匹，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喊：“吕大哥在家吗？”他抬头一看，是陈顺，身后还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那少年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衫，个头不高，眉眼清清秀秀的，手里提着一篮子干果。
吕大郎赶忙把人迎进屋里，陈氏也出来见了礼。陈顺在椅子上坐定，指着那少年说：“吕大哥，上回您跟我说的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回去之后，我四处打听，在扬州找到了这个孩子。他是三岁上被人拐去的，左脚底板有颗黑痣，您瞧瞧。”
吕大郎愣住了。他看看那少年，又看看陈氏。陈氏的手已经抖了起来，嘴唇发白，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孩子的脸。
吕大郎蹲下身来，说：“孩子，你把鞋脱了，让我看看左脚。”
少年看了陈顺一眼，陈顺点点头。他便弯腰脱了鞋袜，把左脚伸了出来。
脚底板那颗黑痣，黄豆大小，清清楚楚。
陈氏“啊”了一声，身子一软，扶着桌子才没倒下去。吕大郎蹲在地上，双手捧着那只脚，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一个含混的声音。
那少年有些不知所措，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陈顺在旁边说：“孩子，这就是你亲爹亲娘。”
少年眼圈一红，扑通跪了下去。
那天晚上，吕家门里传出的哭声，整条街都听见了。隔壁王婆趴在墙根听了一阵，回去跟老伴说：“吕老实家不知出了什么事，哭得那叫一个响。”老伴说：“你少管闲事。”王婆说：“他哭声不像是坏事。”
第二天一早，王婆看见吕大郎领着一个少年在街上买早饭。吕大郎逢人就说：“这是我儿子，喜儿，找回来了。”他的眼眶还是红的，声音却亮堂堂的，像是要把这十五年的憋闷一口气吐出来。喜儿跟在他身后，有些腼腆，每回被吕大郎推到邻居跟前，都红着脸叫一声伯伯婶婶。
卖豆腐的王婆接过喜儿端回来的豆腐，往他碗里多搁了一勺糖。喜儿说谢谢，王婆摆摆手，转过脸去，偷偷用围裙角揩了揩眼睛。
后来有人问吕大郎，怎么好端端地把儿子找回来了。吕大郎说：“我也说不清，就是那天早上捡了个包袱，在树底下等了两个时辰。”
问的人咂咂嘴，说这事巧得邪门。吕大郎笑了笑，没接话，转身去给喜儿量尺寸，说要扯几尺好布，给他做件新衣裳。
陈氏的旧疾，那年冬天竟渐渐好了。隔壁王婆说，这哪是吃药吃的，分明是心里那块石头化了。
至于陈顺，后来和吕大郎合伙做了好几趟买卖，两人从主顾做成了兄弟。每年正月，陈顺都要来苏州住上几天，吕大郎必定留他喝酒。两人喝到微醺时，陈顺总要提起那二十两银子的事，说那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值钱的二十两。
吕大郎就笑，给他把酒满上，说：“银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门外的巷子里，夕阳斜斜地照进来，青石板路面上亮晃晃的，像是铺了一层碎金。
列位，这世上的巧事，有时候比编的还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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