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协议签订
谈判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敲定的。没什么排场,没人拍照,没有记者挤在门口伸着脖子等头条。连个签约台都没专门布置,就用了外交部那间普通会议室,桌上铺块绿呢子,烟灰缸都没收走,边沿还搁着上午开会时谁掐灭的半截烟头。
鲍格莫洛夫夹着皮包走进外交部大楼的时候,天色正在泛黄。那皮包跟了他少说有十来年了,边角磨得发白,拎手的地方都起了毛。门口站岗的卫兵瞅了他一眼,没拦,显然提前接了通知。他自己一个人来的,没带随从,连个拎包的秘书都没有,就夹着那几页纸,跟去邮局寄挂号信似的。
王宠惠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了。他面前放着一杯茶,已经凉了,茶汤上飘着零星几点茶渣。看到鲍格莫洛夫进来,他没站起来迎,只是伸手把茶杯往旁边推了推,清出桌面上一块平整的地方,点了点桌面,说:“放这儿吧。”
鲍格莫洛夫坐下,拉开皮包的搭扣,把协议文本掏出来。打印纸挺括,一式两份,用订书钉钉好了角。他把其中一份推到王宠惠面前,自己留一份。两个人没多寒暄,各自低下头翻。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分钟,就听见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梧桐树上几只麻雀吵架的动静。
翻到最后一页,签字栏的位置空着。两行空白,并排躺着,上头一行印着代表签字,下头一行印着日期。两个人都把目光停在那片空白上,停顿了大概有三四秒。谁也没先摸笔。这种场面永远有个微妙的瞬间——谁先提笔,谁就好像显得更急。鲍格莫洛夫在等,王宠惠也在等,两个人像牌桌上对着瞪眼,只不过面上都带着微笑。
最后还是王宠惠先动了。他从胸口的兜里摸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在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字迹不算漂亮,有几笔还带钩,但每一笔都压得很实,墨迹透到了纸背。签完之后他把笔横放在纸面上,往对面推了过去,动作不轻不重,像在麻将桌上推一张牌。
鲍格莫洛夫接过笔,先在自己那份上签了,又把王宠惠那份挪过来签。他的签名比王宠惠的利索,俄文花体字,一气呵成。签完之后他把笔帽扣回去,啪嗒一声,然后把两份协议里自己那份叠好,放进皮包,搭扣扣上。
照理说这时候该站起来了。但他没有。他端起面前那杯给他倒的茶——也是凉的——喝了一口,喉结动了一下,像是要把那口茶和刚才签完的几页纸一块儿咽下去,品一品味道。王宠惠坐在对面看着他喝,也没催。
具体的条款没怎么掰扯。两边都是明白人,知道什么是自己能要的,什么是对方肯给的,在这个区间里谈,不浪费唾沫。核心就那几条。
钱:两亿五千万美元,无息贷款。白纸黑字,没附加条件,没隐形门槛,比跟银行借钱痛快多了。这笔钱够买多少东西,两边心里都有本账。
武器:允许国民政府按照苏联自己的生产成本加运费的价格购买。不赚差价,这个说法搁在外交场合里实属罕见。当然了,成本怎么算,运费按什么标准,这个可以后面再磨,但大框架定下来了。
人员:派军事顾问,提供训练和战术指导,但有一个硬杠杠——不进一线战区。换句话说,教你怎么打可以,替你上去打不行。这条是双方都默契地没有多谈的,大家心照不宣。
交换条件:钨、锑、桐油。中国出矿,苏联出枪,谁也不吃亏。这些资源在苏联的工业链条上都是刚需,尤其是钨砂,造机床刀具离不了,苏联人开出来的采购清单里,钨排第一个。
谈判桌上没怎么吵,条件摆在那儿,各自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对方要什么。能谈成这样,说到底是因为两边都算过账了,而且各自算账的时候都发现,让对方赚一点比自己硬扛更划算。
签完字的第二天早上,消息还没见报,但情报线上已经传开了。
江阴。独立第一师指挥部。
李来福正坐在桌前吃早饭。一碗白粥,半个馒头,一碟咸菜。馒头是昨天的,有点发硬,他撕成小块泡在粥里,拿筷子搅了搅,吃得慢条斯理。桌上除了碗筷,还摊着几页没写完的备忘录,墨迹是昨晚留下的,讲的是防区东段几个渡口的防守部署。
电话响了。老式的磁石电话机,摇把子在侧面,铃声又尖又刺耳,跟铁钉划玻璃似的。响了一声,他没动。响了两声,他咽下嘴里那口粥。响到第三声,他才放下筷子,伸手把听筒捞起来。
电话那头是他安插在军政部的一个老部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听筒里还夹着办公室其他人打电话的背景噪音,嗡嗡的。李来福听了几句,没说话。又听了几句,还是没说话。最后他说了句“知道了”,把听筒搁回去,重新拿起筷子,继续对付那碗泡了馒头的粥。
虎子一直站在门口。他是来送早报的,刚把报纸搁在条凳上就听见了电话响,顺势就靠在了门框上。他盯着李来福的脸看了半天,想从那张常年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扒拉出一点信号。什么都没看出来。李来福吃馒头的节奏和接电话之前一模一样,不快不慢,嚼够了才咽。
粥见了底,馒头也吃完了。李来福拿手巾擦了擦嘴,又擦了擦手,然后才开口。他说话的时候没看虎子,看着碗底剩下的一点米汤:“苏联人那边谈完了。钱和武器都会来。”
虎子点了点头。他不是个话多的人,跟着李来福这些年,学会了不问不该问的。但他脑子里已经在转了:钱是多少?武器什么时候到?装备哪些部队?这些他都没问出口,他知道师座要是想说,刚才就说了。没说,那就是后面自有安排。
李来福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半开着,江面上的冷风一阵一阵往里灌,带着水腥味和远处码头上的煤烟味儿。桌上的备忘录被风吹动了几页,像几只翅膀受伤的白蛾子在桌面上扑腾。他把窗户拉大了半寸,风猛地涌进来,吹得墙上那幅作战地图的下沿卷起来又落下去,啪嗒啪嗒响。
他站在风口里没动,一只手插在腰上,另一只手撑着窗框。窗外的江面灰蒙蒙的,远处有几条帆船慢慢走,船上的人在吆喝什么,声音被风撕碎了,一个字都听不清。
他心里清楚,签字是一回事,东西运过来是另一回事。贷款的数字很好看,但钱变不成枪还需要时间。苏联人的生产线也不是说转就能转起来的,就算他们开足了马力,从乌拉尔山那边的兵工厂装箱发货,走铁路到中亚,再换公路进新疆,这一路下来,没有小半年根本到不了。更何况他这边要的不光是苏联货——他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一批自己的渠道,两边怎么搭,轻重缓急怎么排,都得重新盘算。
至于军事顾问,他倒不排斥。有人来教新战术是好事,他手下的营连长们打仗靠的是经验和血勇,系统性的训练确实缺。但顾问不进一线战区,这个限制说好也好,说麻烦也麻烦。好的地方是不用担心有人在战场上指手画脚,麻烦的地方是训练场上学的和枪林弹雨里遇见的,永远是两码事。
他站在窗边想了大概有一支烟的工夫。虎子已经悄悄退出去了,顺手把门带上。屋子里就剩他一个人和桌上那碗底的一口米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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