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 国民军成立（三）

后世影响巨大的国民军，此刻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他们没兵。
湖南，三湘四水之地，自古号称"鱼米之乡"，从曾国藩编练湘军到如今不过三十余年，这片土地上的武勇似乎一夜之间蒸发干净，剩下的只有绿营兵丁那松松垮垮的号衣、生锈的刀矛，以及衙门口歪着身子打盹的哨官。
甲午的硝烟散尽不过两年，维新浪潮却在这片土地上翻涌得最烈。长沙城里的时务学堂书声琅琅，从梁启超口中吐出的"民权""议院"这些新鲜字眼，像春天的柳絮一样飘进年轻士子的耳朵里，落进他们的心坎上。南学会的讲席下人头攒动，巡抚陈宝箴有时亲自到场站台，那些平日只知八股取士的老秀才们，如今也能磕磕巴巴地说上两句"格致"和"算学"。全省上下对"新政"二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接纳，仿佛只要喊出这两个字，天就能亮，地就能肥，湘江的水便能倒流回上游去。
可天底下没有只靠喊声就亮起来的事。
湖南的正规军事力量——倘若那些腐朽到骨子里的绿营、散漫如流民的地方巡防营还算"正规"的话——不过零星分布在长沙、衡州等几座府城。偌大一个省，能调动的可用之兵，掰着指头数得出。湘军鼎盛时，一省之兵可横扫半壁，曾文正公麾下数十万劲旅，以湖南子弟为骨干，从洞庭湖打到天京，硬生生把太平天国的江山给平了；如今不过三十余载，竟连境内蟊贼都弹压不住，各府县的道台知县们递上来的折子，十个里有六个在喊"匪患严重"，剩下四个在喊"饷银短缺"。
这也是陈宝箴屡屡上奏匪患严重的根由。他一个做实事的巡抚，手里没有实打实的兵，便是给他一座金山银山，他也守不住。此一时彼一时，说穿了不过是一句老话：武备废弛。那些绿营将弁们拿着的不是刀枪，是饭票；他们守着的不是城池，是差事。一旦有匪过境，他们跑得比百姓还快，退得比民团还早。陈宝箴的折子上写得含蓄，说是"地方不靖，亟需整顿"，言下之意是：再不练新兵，湖南便不是湖南人的湖南了。
徐坚压下了那些奏折。
军机处的公文堆在案头积了薄灰，他一文钱不拨，一个兵不调。旁人只当他是吝啬，或是敷衍，或是干脆懒得理事，唯有他自己清楚——那些钱和兵若是划过去，便全填了绿营的无底洞，喂饱了那些吃空饷的将官、喝兵血的哨弁，国民军还拿什么竖旗？一文银子拨出去容易，要从绿营的烂泥潭里再抽回来，那便比登天还难。
国民军竖旗，便绕不开陈宝箴。
若在湖南地面公然招兵买马，不出三日消息便会递进巡抚衙门。陈宝箴的折子一旦到了光绪案头，军机处里那些耳朵便没有听不见的。翁同龢、荣禄、刚毅，这些人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眼线，湖南出了什么事，京城里三天之内便会传遍。慈禧那边，怕是比光绪还早半日知晓——她的耳朵比谁都长，但凡闻到一丝"割据""自立""革命"的味道，一道懿旨下来，便是人头落地的事，尤其是在慈禧已经同意他主政湖广的当下，更是一点错都不能犯！出巡之日遥遥无期，只有真的走了，才算海阔天空。
徐坚不是没想过借朝廷的名义行事，比如以"编练新军"为名，向兵部请一道公文，光明正大地招兵买马。可他转念一想，这道公文递上去容易，批下来却不知要经过多少道手——兵部要议，军机处要审，慈禧要点头，光绪要画押，一圈走下来少说三五个月。三五个月后，黄花菜都凉了不说，那公文上批下来的是"编练新军"四个字，附着的却是绿营将官的荐书、满族亲贵的眼线，明着是给你钱给你人，暗着是在你脖子上拴了一根绳，绳头攥在别人手里。
光绪二十三年的陈宝箴，已是六十六岁的封疆老吏，是晚清官场里极少见的那种人：做事的人。官场上多的是说话的、看戏的、站队的、观望的，独独做事的人最少，也最不合时宜。陈宝箴偏就做了，一做做了几十年，从咸丰年间做到光绪年间，从团练练到巡抚，从江西做到湖南，从没停过。
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江西义宁州人。义宁陈氏是书香世家，他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到他这一辈，本该中进士、点翰林，走一条清贵的仕途。可咸丰元年他刚中举人，太平天国的旗子便插遍了江南半壁。他没有像多数士子那样埋头会试，等着局势稳定再说，而是折返乡里，以兵法约束乡勇，办起了团练。一个儒生，放下书本拿起刀矛，这在当年不算稀罕事——江南士绅办团练的比比皆是——但能拿出了名堂的，不多。陈宝箴的团练守住了义宁州城，没有让长毛踏进他的家乡，这件事在江西官场上传开了，说他"书生知兵"。
咸丰十年入京会试落第，转投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幕下人才济济，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陈宝箴初入幕时不过是一个落第举人，没有功名傍身，没有背景撑腰，靠的只是几篇策论和几桩实务。可曾文正公见他一面，理事条陈看了三页，便放下茶碗说了一句话："此海内奇士也。"湘军幕僚上千人，能得这一句评语的，扳着指头数得过来。从此陈宝箴全程参与湘军后期军务谋划，粮台、营务、参赞、调度，桩桩件件都经他的手，是湘系集团中极得力的外围幕僚。
其后随湘军将领席宝田入贵州镇压苗民起义，由军功累迁至道员，赏花翎。平乱之后，旁人都忙着报功请赏，把俘虏的脑袋割下来装进木匣里向上峰递送，他却忙着做另一件事：安抚流民，恢复生产，把那些被战火赶进深山的苗人一户一户劝回来，给他们种子、耕牛和一条活路。西南官场上提起陈宝箴，都说一句"仁吏"。在那样的年代，"仁"字不是夸你心善，是夸你记得仗打完之后，还有人在山沟里饿着肚子等一口饭吃。
光绪朝之后，他辗转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每到一处必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清理积案。
甲午战起，他以直隶布政使身份督办湘军东征粮台，往返山海关与辽东前线筹措军需。他见过炮弹打完的阵地，见过冻死在运粮路上的民夫，见过士兵啃着冻硬的干粮在雪窝子里缩成一团，也见过《马关条约》签完之后京城的沉默。
签完约的那天夜里，他独自在灯下坐了很久，写了长长一道奏疏，直言"非力破成法不足以图存"，痛哭流涕，随后自请辞官。这道奏疏递上去，朝野震动。一个封疆大吏，不恋栈、不观望、不做姿态，说走就走，把自己的顶戴花翎往案头一搁便要走人，这在那时的官场里，比战败本身还让人不适。有人劝他，说你这又是何苦，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他回了一句："正是用人之际，才要用能做事的人。我若留在位上只做泥塑木雕，那便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这话粗，理却不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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