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6章 赴陆文舟之约

程立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在心里默念了一下措辞的尺度，尺度有时候决定这篇论文成功与否。

“独立第三方”在九十年代中期是个很新的概念，他用了这个说法，但没有展开解释。

因为解释得太多反而显得刻意。他只是把这个做法写出来，让它自己说话。

他不反对市场化，但市场化不能变成少数人瓜分资产的机会。

改制之后的企业，必须保留至少两年的观察期。

观察期内，改制企业的职工安置费用和社保费用，必须由改制后的企业优先支付，不能再次拖欠。

经济算盘的账必须得打，但不能在人民的头上打。

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不能在人民的头上打”这个表述有些口语化了。

公文一般不用这种说法，公文会说“不得损害职工合法权益”、“保障职工基本生活”之类的话。但他没有改。

他保留了这句口语化的话，因为在通篇正式的公文措辞中，偶尔出现一句直白的话，反而更有力量。

看的人读到这一句时，心里会震一下。他要的就是这一震。

他写完之后，把这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在“观察期”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线，又补了一行小字——

观察期内须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职工社保缴纳情况和工资发放情况，接受公开监督。

他想起上一世见过的一些事。亲眼见过一次改制后的“资产重组”。

一家国营机械厂被一家民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

评估价打了三折，收购方承诺保留百分之七十的岗位、三年不拖欠工资。

结果三个月后，机器被拆走卖了废铁，土地被转手卖给了房地产公司，工人全部遣散，每人拿了八百块钱补偿金，连三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工人们围在厂门口不肯走，有人拿石头砸了门卫室的玻璃，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求政府做主。

后来那个收购方的老板跑去了境外，不了了之。

那个画面，他记得很清楚。厂房是灰砖砌的，门口的牌子还没摘，上面写着“××市第二机械厂”几个字。

牌子上落满了灰，字迹都快看不清了。门口蹲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穿着蓝色工装，胸口的口袋上印着厂名。

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蹲在那里，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把扳手。

扳手是旧的，柄上的胶皮已经磨光了，露出里面亮闪闪的金属。这把扳手他用了大半辈子，现在没用了。

这不是个例，这种情况在各地改制中常见的问题。

他不能直接写出这些具体场景，但他可以把防范这些问题的措施写进报告。

窗户的光线移动了一点，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又低下头继续写。

其三，关于过渡期的安排问题。

“矿务局承担的社会职能，如学校、医院、职工家属区管理等，不宜在改制初期一次性剥离。

建议设定三年过渡期，逐年递减，由改制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确保公共服务不断档。这也是给地方和企业留出喘息的时间。”

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听到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走开了。

他知道是柳絮，她起来看见他不在卧室，过来看了一眼又走了。

其四，关于改制周期的问题。  “改制的执行周期不宜超过六个月。周期过长，职工的不确定性焦虑会累积，反而增加稳定风险。

建议在改制方案中明确时间表，每个阶段设定明确节点，定期向职工通报进度，不可中途搁置或无限期拖延。”

他写完这一段，放下笔，把前面写的内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四条，不长不短。没有一句废话，每一条后面都有具体的操作指向。他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在末尾加了一行字。

“以上诸条，仅为基层走访所见所感，未经系统论证，仅供参考。”

这句话是必须加的。他不是在交一份政策建议书，他是在交一份观察记录。

观察记录可以有不准确的地方，可以用“仅供参考”收尾。

这个结尾既保留了分寸，又让阅读的人知道他真正想说的已经全写在上面了。

他把稿纸摞好，在桌面上顿了两下，对齐边缘。钢笔帽拧上，搁在稿纸旁边。

这篇报告的本质，是在用明确性对冲不确定性。工人怕的不是穷，是未知。

他们不知道改制之后自己会去哪儿，不知道社保能不能接上，不知道孩子的学校还在不在。

这些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恐慌来源。如果能通过制度设计，把这些不确定性一个一个消除掉——

安置方案明确了，社保接续确认了，过渡期安排敲定了，时间表公布了——

恐慌自然就消解了。每一次不确定性的消除，都是在降低社会动荡的风险。这不仅是经济改革，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另一半窗帘拉开。整面窗户的晨光涌进来，把书房照得透亮。

他转身下楼。柳絮正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程怀安坐在她怀里，手里攥着一根磨牙饼干，柳怀远趴在茶几上看画册。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像是从眉眼间的舒展里已经知道那些字已经落纸了，然后她轻声问了一句：“写完了？”

“框架有了。回去之后再细化。”

柳絮点了点头。她没有问写了什么，也没有说要看。

但她伸出手，把他拉到地毯上坐下，然后把程怀安塞进他怀里，自己跑过去抱着柳怀远。

程怀安在他腿上扭了两下，找到一个舒服的角度，继续啃饼干。

程立抱着他，靠在沙发边上，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和怀里那个小东西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叠在一起。

柳絮亲了亲柳怀远，问道。“中午有空吗？”

“怎么了？”

“陆文舟今天打了电话过来，说好久没见你了，问你有没有空一起吃顿饭。”

她说得很随意，“还有楚晴、赵东明、沈墨那几个，今年都在北京过年。”

程立没马上接话。陆文舟。上一次见面还是前年春节，柳絮攒的那个局。

那时候他还是青山镇的副镇长，一桌子人聊的都是大格局上的事，他坐在边上，插不上什么嘴。

现在不一样了。他手里有了东西，也知道陆文舟在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

发改委分管企业改革的是赵国强，农村经济司虽然明面上不直接管国企改制。

但调研、政策储备、跨部门协调，哪一样都绕不开他们。

陆文舟在那个位置上，能比他更早摸到底层改制的风向。

“几点？”

“十二点，老地方。”

程立没再问，点了点头。

十点半，两个人出了门。

北京的冬日早晨有种特别的安静，不是彻底无声的那种，但也算不上热闹。

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打在干冷的空气里，看着很柔和。

两个人并肩走在巷子里，步子不快不慢。柳絮穿了件深灰色长外套，围巾裹到领口，只露出半截下巴。

“陆文舟今天打电话的时候，提了一件事。”柳絮开口了，声音不高，像是想了半天才决定告诉他。

“说什么了？”

“他说涟邵矿务局改制试点的事，他那头也收到风声了。”

程立脚步没慢，但脑子里把这个信息翻了个面。

陆文舟那个层面能收到风声，说明消息已经在几条线上流转起来了——至少是跟国企改革沾边的那些线。

“他怎么说的？”

柳絮偏过头看他一眼：“他说涟邵基础不错，就看谁来推。”

两个人之间安静了几秒，只剩下脚步声在青砖路面上轻轻响着，一人一步，几乎踩着同一个拍子。

老地方在什刹海旁边一条巷子里，一家私房菜馆。门脸不大，灰砖墙，门口连块招牌都没有，只有一盏黄铜壁灯亮着。

程立推开门走进去，屋里的暖气一下子涌上来。靠里那张方桌边已经坐了四个人，听见门响，一齐转过头来。

陆文舟先站了起来。他穿了件深蓝色毛衣，领口微微敞开，比前年见面时瘦了些，但精神头很好。

他走过来握住程立的手，另一只手拍了拍他肩膀：“程立，好久不见。柳絮说你湘南那边干得不错。”

程立也笑了：“陆司长，你可比以前瘦了。”

“瘦了好，省得体检的时候大夫老念叨我超重。”陆文舟侧过身，让出身后的几个人。

楚晴坐在桌边，穿着件浅灰色开衫，头发比两年前短了些，整个人看着利落了不少。

她冲程立笑了笑：“程书记，好久不见。”

“楚处，你这么叫我，搞得我跟升了多大官似的。”程立在她对面坐下。

赵东明坐在楚晴旁边，穿了件黑夹克，整个人比两年前沉了不少，像是基层磨出来的那种稳当劲儿。

他朝程立点了点头：“程立，上回听你说你们那个水电站，后来并网了没有？”

“并了，去年就并了。”

“那还挺快的，”赵东明说，“我们在冀北那边搞了几个水电项目，批复拖了一年多。

你们这种乡镇项目反倒快，手续简单，地方上自己就能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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