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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2章 两头赢


发行是个问题。

自家的电影院能放,可那只是让自家老百姓看。要让全世界看见,得走外头的路。

文化口先联系了几家欧洲公司,碰了钉子。一听是龙国的片子,客客气气回一句“排期满了”。

方启明没灰心,通过渠道把片子送到高卢鸡家一个老发行商手里。这人叫波登,干了一辈子电影,手里攥着半个欧洲的影院关系。

波登先生听说片子来自龙国,头一句话就是:“先生们,我很忙。龙国的影片,我们这里没有市场。”

送片的人说:“您先看二十分钟。看完,我们听您的。”

波登勉强答应了。

当天晚上,他坐在自己的放映室里。

二十分钟过去了,他没喊停。

片子放完,灯亮。波登坐在那里,烟烧到了手指。

第二天一早,他的电话打到北京:“我要全欧洲的版权。不,全世界的。你们开价。”

十一月,戛纳。

一部没有明星、没有大场面、彩色胶片只用了很少一部分的纪录片,被排进了午夜场。

首映那天,放映厅坐满了。有记者是冲着“龙国第一部商业出口纪录片”的名头来的,等着看笑话。

放到一半,厅里没有人离场。

放到越南老太太问“看见了能怎么样”的时候,有人捂住了嘴。

放完,灯亮。

沉默了几秒。

然后有人站起来鼓掌。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全场起立。

掌声响了很久。

星条国代表团提前退场。记者追出去问为什么,领队黑着脸,只说一句:“我们不评论一部由龙国出品的作品。”

记者把这句话记下来,第二天登在报上。旁边配着全场起立鼓掌的照片。

两张照片摆一块儿,不用再多写一个字。

老沈上台领奖,穿的是深色中山装,领带是苏曼连夜给他系的。他在后台嘀咕:“勒脖子。比枪毙还难受。”

主持人问:“沈先生,您是如何导演这部影片的?”

老沈的回答,通过翻译传出去,只有两句话:

“我没有导演什么。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没把镜头挪开。”

台下又鼓掌了。

老罗没去戛纳。他在北京,守着收音机等消息。

他的歌早写好了。歌名《妈妈的信》。

谱子简单。词也简单。一共八句。头两句是:“妈妈的信上说,村口的麦子收了。妈妈的信上问,秋天还打不打。”

就这两句,改了十一稿。

歌写好的那天,他拿着谱子去找林建,在办公室里唱了一遍。唱完问:“将军,成吗?”

林建听完,只问了一句:“你唱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谁?”

老罗说:“想我东北的娘。”

林建说:“那就对了。想自己的娘,比想什么灯塔都好使。”

这首歌是这么传开的:先在戛纳放映的片尾响起,接着被几个欧洲电台播了,然后像野火一样烧出去。

没人知道作曲家是谁。

星条国的年轻人第一次听见它,是在一个反战集会上。一个背着吉他的女学生唱了头两句,下面上万人跟着唱完了剩下六句。

星条国几家电台也播。有个深夜节目的主持人播完歌,说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这歌不是咱们这儿写的。但它是写给咱们听的。”

当晚,电台罚款通知就到了。

第二天,他又播了一遍。罚款翻倍。

第三天,别的电台跟着播。

后来有个段子,说星条国大兵在越南丛林里,从缴获的半导体里头一回听见这歌,听完跟战友说:“这歌比国歌管用。国歌催命,这个催回家。”

段子真假不知道。歌是传遍了。

书是最后出来的。

老顾和苏曼带着人,写了几个月,出了《另一个星条国》。从贫富分化写起,写到种族矛盾,写到政治献金,写到越南战争的花销和死伤数字。

所有数字都有出处。每章后面列着一串注释,出处全是星条国自己的统计年鉴、听证会记录、报纸报道。

书先在牛牛家出版,然后是高卢鸡家,然后是欧洲十几个国家。一个月译成十二种语言。

巴黎有家书店,把书摆在橱窗里,旁边立了块小牌子:“本店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也是本店最不受某些使馆欢迎的一本书。”

卖的越好,星条国越难受。

因为没法反驳。数字是他们自己统计的,听证会是他们自己开的,照片是他们自己登过的。

顾谦跟林建说:“我写了三十年小说,头一回写东西不用编。爽得很。”

林建说:“那你多写点。写这个比写小说挣钱。”

老顾愣了。

“这书在国外的版税,”林建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单据,“电影厂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顾摇头。

“意味着笔杆子也能创汇。”林建把单据放下,“工厂、油田在挣外汇,你们的笔也能。以后谁再说文化人不生产,你把这个甩给他。”

这话传到文化口,传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风向彻底变了。

《灯塔下的阴影》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一路放过去,票房和评论两头都赢。

伦敦的报纸说:“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

南美有个国家的首都,大学生游行时用西班牙语唱《妈妈的信》,唱的整条街都是。老罗听说后,头一个问题是:“他们唱跑调了没有?”

翻译说:“跑了。跑的还挺厉害。”

老罗急了:“那不行!我把谱子改成简谱,让他们照着唱!”

苏曼拦他:“老罗,人家有自己的唱法。歌传出去了,就不归作曲家了。”

老罗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调也是唱。比没人唱强。”

南美一家老电影院的放映员记了一笔账,说这片子放了二十九场,场场满座。观众大多是穷人,散场的时候没人说话,都低着头走。

有个老人看完“情报机构策划政变”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没动。放映员去问他,他摆摆手,说了一句话:

“这一段,我们这儿就演过。”

东京的影院门口排长队。记者拦住一个刚散场的年轻人问感想。年轻人只说了一句:“我们离他们太近了。”

什么意思,亚洲人都懂。

龙国自己家里也放。公社的放映队扛着机器下乡,露天挂银幕,男女老少搬着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里头,星条国的警察拿高压水枪冲游行的人。看到这儿,人群里有个老大爷“啧”了一声:“这水枪,比咱们村浇地的高压泵还冲。”

旁边人笑。笑着笑着,都不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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