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沈碧桃
光绪三十年,春。
金绍白十九岁。
《新声报》的发行量突破了两万份,成为京城最具影响力的白话报纸之一。振武社的社员发展到三百多人,遍布京城各行各业。金绍白的新曲越唱越火,连宫里的太监都偷偷托人买他的词谱。
六爷的名头,如日中天。
但金绍白知道,这一切都是沙上之塔,风一吹就倒。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真正站稳脚跟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光绪三十年夏天,以一个人的到来为标志。
沈碧桃。
那天下午,金绍白正在书房里写文章,赵妈突然敲门进来,说大太太让他去佛堂,有客人来了。
金绍白放下笔,整了整衣冠,走到佛堂门口,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清脆得像春天的溪水。
“姑妈,您这佛堂也太清静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您不闷吗?”
“不闷。心静则万物静。”
“我可静不下来。我在天津待了三年,闷坏了。好不容易来京城,您可别让我天天陪您念佛。”
金绍白推门进去。
佛堂里,静澜坐在蒲团上,旁边站着一个姑娘。
那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短袄,下面是墨绿色的马面裙,脚上蹬着一双绣花鞋。她的头发没有盘起来,而是在脑后扎了一条长辫子,辫梢系着一颗银铃铛,一动就叮叮当当响。
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鼻梁上有一小片雀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不像金绍白见过的任何大家闺秀。大家闺秀走路慢、说话轻、笑不露齿。她走路像跑,说话像吵架,笑起来满口白牙,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但她好看。不是那种精致的好看,是那种鲜活的、生动的、让你看了一眼就想看第二眼的好看。
金绍白看着她,她看着金绍白。
“姑妈,这是谁?”姑娘问静澜。
“这是你表兄,金绍白。”静澜站起来,给两人介绍,“绍白,这是你碧桃表妹,我娘家远房侄女。她来京城读书,暂时住在咱们府上。”
沈碧桃歪着头打量金绍白,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看了一遍又一遍。
“你就是那个办《新声报》的金绍白?”她的眼睛里闪着光。
金绍白点了点头。
“你就是那个在天桥唱曲的金绍白?”
金绍白又点了点头。
“你就是那个——”
“碧桃。”静澜打断了她,“你表哥又不是怪物,你这样看人家,成何体统。”
沈碧桃吐了吐舌头,朝金绍白伸出手:“表兄好。我叫沈碧桃,以后请多关照。”
金绍白看着她伸出的手,愣了一下——在清朝,男女之间是不兴握手的。
但沈碧桃的手就那么伸着,大大方方,理所当然。
金绍白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小,很软,指尖微凉,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温润的玉。
“表妹好。”金绍白说。
沈碧桃抽回手,笑了:“你比我想象的年轻。”
“你比我想象的……”金绍白顿了顿,在想用什么词合适。
“什么?”沈碧桃歪着头。
“活泼。”
沈碧桃哈哈大笑,笑得铃铛叮叮当当响。
静澜看着他们俩,嘴角微微上扬,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从那天起,沈碧桃就住进了王府。
静澜把她安排在后花园旁边的一间厢房里,离竹苑不远。每天清晨,金绍白在院子里练武的时候,总能听到隔壁传来叮叮当当的铃铛声——那是沈碧桃起床了。
起初,金绍白没怎么在意她。他忙着办报、唱曲、练武、经营振武社,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工夫搭理一个小姑娘。
但沈碧桃不请自来。
她第一次闯入竹苑,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金绍白正在书房里写文章,门突然被推开,沈碧桃浑身湿漉漉地站在门口,手里举着一把破了的油纸伞。
“表兄,我的伞被风吹坏了,借我一把。”
金绍白看了她一眼,从门后拿了一把伞递给她。
沈碧桃接过伞,没有走。她走进书房,东看看西看看,拿起桌上的稿纸翻了翻。
“你在写什么?”
“文章。”
“什么文章?”
“关于女子教育的。”
沈碧桃眼睛一亮:“你支持女子受教育?”
“为什么不支持?”金绍白头也不抬,“女子也是人,是人就该读书明理。”
沈碧桃把稿纸放下,认真地看着他:“表兄,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的男人说起女子,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不一样,你把女子当人看。”
金绍白抬起头,看着她。她的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滴。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雨后的天空。
“我不是把女子当人看。”金绍白说,“我是把所有人都当人看。不管是男是女,是贵是贱,是人就是人。”
沈碧桃笑了,笑得很灿烂。
“表兄,我决定崇拜你了。”
金绍白被她的直白弄得有点不自在,低下头继续写文章。
沈碧桃没有走。她在书房里待了一整个下午,看金绍白写文章,看他练字,看他喝茶,看他发呆。她像一只好奇的猫,对什么都感兴趣,问东问西,叽叽喳喳。
金绍白一开始觉得烦,后来慢慢习惯了。再后来,他甚至有点期待她的到来。
因为她太不一样了。
王府里的女人,静澜太沉,姨太太们太假,丫鬟们太怯。她们都像戴着面具的人,你永远看不到面具后面是什么。但沈碧桃不戴面具。她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在乎规矩,不在乎体面,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她是活的。
光绪三十年秋天,沈碧桃开始去女子学堂读书。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就给金绍白讲学堂里的事——讲了什么课,认识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表兄,今天我们学堂来了个女先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她给我们讲了秋瑾的故事,说秋瑾在日本加入了革命党,说要‘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沈碧桃的眼睛闪闪发光,“表兄,你说女子也能革命吗?”
金绍白放下手中的书,看着她:“女子当然能革命。革命不分男女,只分敢不敢。”
“那我敢!”沈碧桃握紧拳头,“我也要革命!”
金绍白笑了:“你革什么命?”
“革……革那些欺负人的命!”沈碧桃想了想,说,“我在天津的时候,见过好多欺负人的事。有次看到一个老太太被地保打了,因为她交不起租子。老太太跪在地上磕头,磕得满脸是血,地保还在骂。我当时想冲上去,被我妈拉住了。我妈说‘你一个小姑娘,能干什么’。表兄,你说我能干什么?”
金绍白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姑娘有一种他见过但很少在女人身上见到的东西——正义感。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平等的、发自内心的愤怒。她不是可怜那个老太太,她是愤怒。愤怒于地保的蛮横,愤怒于世道的不公,愤怒于自己的无能为力。
这种愤怒,金绍白太熟悉了。
“你能做的很多。”金绍白说,“你读书,明理,将来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当老师,教更多的女子读书;你可以办报,写出那些不公的事;你可以从政,制定更好的法律。路很多,关键是你要走下去。”
沈碧桃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突然问了一句:“表兄,你恨这个世界吗?”
金绍白愣住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你写的文章,你唱的歌,都让我觉得你很生气。”沈碧桃说,“你生气,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事,是因为这个世道太坏了。对不对?”
金绍白沉默了很久。
他没有告诉沈碧桃,他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世道太坏,更是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被这个坏世道杀死的。他没有告诉她,他每次写文章骂贪官污吏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那个羞辱母亲后扬长而去的王大人。他没有告诉她,他每次唱《醒狮歌》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金绍祺那张欠揍的脸。
但他承认,沈碧桃说对了一半。
他的愤怒,确实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世道太坏了。
“对。”他说,“我很生气。”
沈碧桃看着他,突然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像大人在安慰小孩。
“表兄,你别太生气了。生气伤身体。”她说,“你还有我呢。我陪你一起生气,一起骂那些坏人,一起把这个世界变好。”
金绍白看着她的手——那只小手拍在他肩膀上,轻轻的,软软的,却让他觉得肩膀上突然多了一份重量。
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重量。
不是负担,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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